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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重灾区的中国公民
——亲历“3.11”大地震后中国驻日本使馆的救助工作(驻日使馆 刘敬师)
2011/03/30

  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日本东北关东地区发生了历史罕见的里氏9.0级大地震,东京也受到了巨大震撼。地震发生后,驻日使馆立即启动了应急机制,成立了以程永华大使为指挥长,孔铉佑、曲来璞两位公使为辅的紧急指挥机制。指挥中心就设在使馆一楼的日常接待台边,几把办公桌子、椅子临时拼凑起来,几部电话、电视、手机也临时集中起来,使馆几位主要领导都集中在大使旁边,随时商量处置一些问题。其他工作人员开始在使馆大宴会厅架起桌椅,接听和记录来自四面八方的查询和求助电话。家属和孩子们都集中在电影厅避难。由于余震不断,而且震级较高,大楼摇晃明显,家属和工作人员不时要疏散到屋外空地躲避,往外的电话特别是手机基本打不出去,使馆墙外不时传来阵阵急促的急救车和消防车的呼啸声,东京的空气中弥漫了紧张的气氛。

   

  我本人是负责侨务工作的,震后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和各侨团、侨领进行联系,一方面是确认他们的安否及有无侨胞伤亡情况,另一方面是要保持联系畅通,为后续可能的行动预作准备。我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德高望重的日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名誉会长陈焜旺先生的,没想到居然打通了,听到他说自己正在一个宾馆里,没有事,我放心了。嘱咐他注意安全,多保重后,我又连续给日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符易亨,东京华侨总会会长廖雅彦、副会长兼事务局长林斯福,横滨华侨总会会长任政光、名誉会长曾德深,日本新华侨华人会会长陈玳珩等多次打电话,都不通。给横滨华侨总会副会长兼事务局长温耀权、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校长潘民生打,终于打通了。温副会长等二三十名广东侨胞组团回家乡访问,地震时正好在东京成田机场等飞机,被滞留在机场,同行的还有黄伟初前校长,与他也通了电话。问到有无横滨中华街受害情况,温告只知道有些侨胞商店墙体倒塌,尚未听说有人员伤亡。潘校长正在学校与五十多名学生在一起,等待家长来接,告我校舍和人员没有受害损失。我随即把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向领事部参赞吕小庆以及国务院侨办国外司主管日本工作的助理巡视员林旭作了汇报。吕和林又分别报告了馆领导和国侨办领导。做完这些事后,我才突然想起广西博白县老家我那快七十岁的老母,赶忙打电话报了一个全家平安的消息,并告往后几天可能没有机会打电话,请互相转告亲朋好友,看了日本地震的电视报道不要担心。

  当晚11点,我正与领事部的各位同志紧张地接听和记录来自各方面的咨询求助电话(我的手机已被大使馆网站公布为紧急联系电话),曲来璞公使和吕小庆参赞找到我说,指挥部决定派出第一个联合工作小组,由我任组长,马上动身赴受灾最严重的宫城县,了解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研修生等的受灾情况,带去大使馆的关心和问候,问我有什么意见。灾情就是命令,任务就是信任,容不得我有丝毫犹豫,我对领导的回答很干脆:“服从组织安排”!同时脑子开始飞快地思考出发前应做何必要准备、往后工作应从何处着手,如何带好队伍,打开工作局面,完成艰巨任务。

   

  赴仙台工作小组由我(领事部)、办公室李洋、教育处李春生、邓德英以及使馆、惠比寿别馆、教育处三位司机孟庆华、杜辉煌、朱峰共7人组成,驾驶两辆公务面包车,以互相照应。由于震后东京都内高度拥堵,教育处离本馆较远,两车决定分头出发,先到教育处会合、接人,然后一起奔赴前线。经过简单的准备,我和办公室年轻干部李洋、使馆司机孟庆华带上各自手机、一台电脑、防灾头盔和救急包、一些水和方便面等干粮、以及简单衣物和洗漱刷用具,就出发了。出发前,程大使、孔、曲二位公使以及部分在前厅工作的同志都来给我们送行,气氛既严肃又热烈,真有一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味道。杜辉煌司机驾驶另一辆车从惠比寿别馆直奔教育处。由于东京都内电车全部停运,高速公路全部关闭,当晚还下着小雨,路上到处是下班后着急回家的汽车、行人,拥堵情况十分严重,几近瘫痪。平时到教育处只要40分钟的路程,我们竟走了快三个小时!7人会合后,我们直奔4号国道,随着拥堵的车流缓慢往宫城县首府仙台方向机动前进。

  由于对震后前方的路况无法预知,加上余震不断,为保证行车安全,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一边收听灾情报道,随时了解一些有用信息,一边和司机互相提醒,防止瞌睡,精神始终得保持高度的集中。有几次大的余震,路面和车在激烈抖动,路边的电线杆眼看在咿呀摇摆。有几次车刚好走到了高架桥上,进退无路,情况十分恐怖。有些路段开裂了,我们就小心绕行。有些路段一堵就半个小时,一动也不动,我们就想办法穿行别的小道。由于东京到仙台有360多公里,路上发现商店、加油站基本都已关闭,偶尔有营业的,都是排起了长蛇队,而且限量供应。情况越往前走越严重,我们不得不一边走一边想办法补给。幸好是使馆的外交车牌,经过交涉,在抵达仙台之前,总算补充了两三次油。在离仙台还有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我们终于遇到了一家开门的小食品店,得以补充了一些杯装方便面。此后一周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一路上,工作组只有一个心思: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安全赶到目的地,尽快了解到我公民的受灾情况,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为上级的决策提供可靠资讯和参考。为此,除了必要的上厕所时间,我们一行一刻也没有停留,而是马不停蹄、不眠不休,连续赶路。司机困了就猛嚼提神的口香糖,或者大家说说话,驱除疲劳。一出发,除了司机,我们四个工作人员的手机都被使馆公布在网上了,一路上真是电话不断,手机只要一盖起来,马上就会响,都是问讯或找人的,我们每个人都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解释、安抚、记录。最后手机发烫,电也打光了,就用车载充电器边充电边接听电话,极端情况下,充电甚至一度赶不上耗电,这可是从未有过的经历。幸好司机的手机没有公布在网上,此后几天,我们前方工作组就靠此手机保证了与使馆和一些重要部门及时联系,发挥了意想不到的直通热线的关键作用。经过19个小时的不间断行驶,我们终于在3月12日下午7点10分抵达了仙台。

   

  抵达仙台时,天已经黑下来。当时的仙台停水停电,街上一片漆黑,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只偶尔看到一些车辆打着灯在走。我们此行的目的概括起来有三个:一是第一时间给灾区同胞带来祖国和使馆的关心和慰问,鼓舞人心;二是了解同胞死伤、受灾以及避难生活的情况;三是在信息、咨询等方面为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根据事前掌握的一些信息,我们一抵仙台,就立即打着手电前往受灾严重的青叶区的幸町南小学、幸町小学、善下中学、三条中学体育馆等几家避难所看望避难的中国人,接着去东北大学国际交流会馆及其分馆、青叶国际日本语学校等留学生较多的地点探访,直到凌晨2点多才奔有零星灯光的地方去寻找,终于找到了一家有住、但没热水、没暖气、没餐饮的小饭店安顿下来,因房源不足,7个人只好挤在3个狭小的房间。当时仙台的晚间气温在零度以下,躺在床上冻得半天也睡不着。当晚我们还经历了几次地动山摇的6级以上的余震。在往后的13、14日,工作组分别以各大学、大的避难所、宫城县灾害对策本部、仙台市政府、仙台国际中心、宫城县华侨总会、研修生工厂等为目标开展了中国公民灾情调查了解工作。每到一处,我们开展中国公民安全信息登记工作,提供使馆在网上发布。无论多晚,工作组都碰头总结当天工作情况和安排次日工作,由我执笔写出简报及时报告使馆、提出意见建议。

   

  3月15日,工作组接到馆领导指示,考虑到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严重性和不确定性,本着对中国公民人身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使馆决定租用车辆协助宫城县、福岛县、岩手县、茨城县等四个重灾区自愿离开的中国公民前往新潟或成田机场,联系航班,协助回国,要求我们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办法,筹措车辆,落实集合地点,做好撤离工作的准备。为此,我们立即将工作重点从了解掌握受灾情况转移到协助紧急撤离上来。考虑到交通便利、地点开阔、寻找方便、避风遮雨、便于处置临时状况和长时间等候等各种因素,经实地考察和交涉,我们选择了紧靠仙台车站和交通大道的仙台国际饭店和仙台市役所两处作为集合地点,并由使馆上网公布。使馆的紧急撤离公告发布后,至下午六点左右,两处集合点就集结了七、八百人,希望赶快离开的热切期待和焦急心情溢于言表。

   

  当天,我工作组分头向仙台市政府和民间关系紧急做工作,希望能就地筹措一些车辆。但当地受灾严重,用车优先于公交和救灾,根本调不出车来,且汽油匮乏,就地组织车辆基本无望。最后只能靠使馆本部协助,从新潟紧急调来5辆大巴。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我们按照使馆紧急通告的原则,优先老人、孩子和妇女,组织有序撤离。首先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宣布紧急撤离的原则和纪律,请大家危难时刻保持冷静,听从指挥,互相理解和配合。具体做法上,先查验中国护照,并将排队的人分成20人一组,选出志愿者,请他们协助挑出优先对象,人数满一车时才放行,按顺序上车。由于时间紧迫,事前来不及逐人登记,上车后,我选定1-2名有手机的自愿者当车长,请他负责登记车上每一个人的姓名、护照号和手机三项基本信息,并告下一步接待工作将按名单作安排,要求他抵达新潟后务必亲手交给前来接应的驻新潟总领馆工作人员。而我则将车号、车长及其手机记下,保证了撤离人员信息的完整和可控,为后续工作打下可靠基础。从下午6点半车辆抵达到约8点半全部5辆巴士顺利离开仙台驶往新潟,我们在不到两个小时内就完成了约300名扶老携幼的同胞的选别、发车工作,而且无一怨言,整个撤离工作紧张、有序、高效,可以说是打了漂亮的第一仗。一位受助同胞感慨地说“幸亏拿的是中国护照!”,一位东北小伙专门跑到我工作人员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表达了无声的感谢。没有搭上车的,我们只好请他们明天再来。由于事前进行了每20人的分组,确定了由小组长负责联系的原则,当天没有走成的都感到有了依靠和希望,情绪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任何不满和情绪激动的情况。

   

  撤离的关键在于车辆。根据首天的撤离情况,我们预计16日将迎来撤离的高峰,使馆和驻新潟总领馆尽最大可能给我调拨了7-9辆大巴,但就实际需要来说,仍有较大的缺口。应该特别指出,关键时候,旅居仙台二十多年的一位日籍华人张迤婕在协助筹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5日开始,我就为筹措车辆发愁。当时我们决定从官民两方面努力,官的方面就是找仙台市政府交涉,希望能得到帮助,有关负责人表示很同情,但无能为力。民的方面就是找侨胞和关系人士帮忙,其中包括张迤婕。张是瀛华中文学校的老师,也是仙台国际中心的志愿者。一年前,由于推广华文教育的关系,我曾向其中文学校提供中文教材并推荐她参加北京市侨联举办的海外华文教育研讨会,建立了联系,但从未谋面。这次到了仙台,我不仅通过她在仙台国际中心工作的关系了解了不少中国同胞的灾情,而且在15日接到撤离任务后立即请她放下手头工作,帮忙联系车辆。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此外我们还找了另外两位在仙台生活时间很长的侨胞吕女士和张先生帮忙,但经过努力,都无果而终。当15日晚完成撤离任务回到住地后,我正为次日的车辆不足而发愁,突然接到了张迤婕的电话,说她联系上了一家山形县的汽车公司,可以筹措到车辆,问我需要多少。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我立即提出起码要10辆,同时再备5辆。因为我估计次日撤离人数可能会达到千人规模,为此起码需要20辆大巴。果不其然,16日一早集合点就来了几百人,队伍长长的看不到尽头。幸亏有使领馆和张迤婕两个渠道调集的车辆,使我们争得了工作主动,从早上8点多到晚上7点,我们按照15日的成功做法,满一车发一车,一天下来整整发了20辆,共送走了1100多人。到最后一辆发车时,集合点已没有等候的同胞。

   

 

  如果没有张迤婕筹到的10辆大巴,估计当天得有一半的人无法撤走,公众的焦急情绪很难稳定。随后两天,张迤婕继续帮助落实车辆,17、18日我们又各发了5辆。在车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由于我撤离点车辆基本上能自给,不仅大大减轻了使馆和驻新潟总领馆调车的压力,我们还应岩手县撤离点的紧急要求,成功调用、支援了6辆,为整个撤离工作做出了额外的贡献。从3月15日到18日下午4点撤离点暂时关闭,我们连撤4天,共动用了35辆大巴,成功转移撤离了1800多人,这其中既有华侨、留学生、研修生,又有港台同胞、日籍华人和残留孤儿。几天来,张迤婕放弃自己所有的工作,从早到晚一直陪同、协助我们转移、撤离同胞。为此,她放弃了亲自陪同自己两个小孩撤离的机会,而是委托给友人带回国内,精神十分感人。

   

  我们工作组的全体人员,在这次紧急行动中表现出了应有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精神。作为第一个工作小组,我们义无反顾接受艰巨任务,连夜直奔险象环生的重灾区,行前甚至来不及跟自己的爱人、孩子辞行打招呼;工作期间,我们要克服食物、汽油补给的困难,要承受无处不在的余震、核辐射的威胁;在4天的撤离工作中,我们不顾日本政府尽量减少室外活动、防止辐射沾染的劝告,冒着大雨和鹅毛大雪组织和安排同胞有序乘车,手脚尽湿;我们的孟庆华司机从东京到仙台连续开车19个小时,不叫一声苦;我们的未婚青年干部李洋主动请缨,到离辐射圈较近的女川町执行看望和解救研修生的任务;我们教育处的李春生、邓德英两位同志留学生工作经验丰富,发挥了骨干作用;我们的杜辉煌、朱峰两位司机勤勤恳恳,为后勤保障想了许多办法;我们每天无论工作多晚,都要开会总结当天工作情况,布置第二天的工作,同时坚持每天一个工作简报,有章有法,有始有终,及时、全面地向使馆汇报当天工作情况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我们7人不分司机、干部,关键时候发挥团队精神,主动工作,连续作战,通力协作,互相补台,为圆满完成任务做出了各自贡献。因为没有热水,从3月11日到18日前后7天,全体工作人员没能洗上一次澡,没能吃上一顿热饭,紧绷的精神没一刻放松,向着生理和心理的极限挑战。当听到受到我们帮助的同胞眼含热泪高喊“祖国万岁”、“大使馆万岁”时,当馆领导给我们小组的评价是“工作悟性高、效率高、很圆满”时,我们觉得所有的一切付出都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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